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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使大哥的扯东扯西

南周事件拆开来看

南方周末事件已有半月之久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也一定程度上催生了一次关于宣传管理、媒介素养、新闻自由的讨论。这个事件仍有太多的细节包裹在迷雾之中,急着站队,急着下结论,不如坐下来,一点一点拆开来看。

《南方周末》是一个在国内有着不俗影响力的纸媒,它独特的新闻视角和报道风格培养了一批自己的读者群,也招致了不少的争议。简言之,有很多南周粉,也有很多南周黑。和评价一个公众人物一样,在这次的南方周末事件中,最应该坚守的便是就事论事原则,绝不可凭个人喜恶。

因此,在微博上、人人上分享一些南方周末过去的一些乌龙报道,用来证明南周有多烂,我觉得不太可取。同样,抒发“自己从小就看南周”、“我爱这个曾给过我力量的报纸”等南周情结,继而不假思索地支持南方周末,也是不理性的。唯有不粉不黑,才能还原事件的本来颜色。

南周事件千头万绪,写了这多年的代码,那我就从熟悉的互联网行业说起吧。

腾讯为什么宁可赔钱也要建腾讯网

熟悉互联网行业的朋友一定知道,在大部分互联网业务里,门户网站的盈利能力是相当低下的。腾讯的主要利润来自游戏和各类增值服务。门户投入大,产出小。因为是Web 1.0的单向传播,所以要养一大群记者编辑队伍来制作新闻内容,没有社交,没有用户内容贡献,基本只能靠广告来赚钱。所以那些以门户作为主要业务的公司,国内的新浪、TOM,国外的雅虎、AOL,在营收业绩上总是难看许多。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腾讯宁可赔钱,也要建腾讯网,也要搞好门户呢?这其中的原因有很多,除了利用QQ的庞大用户群,遏制竞争对手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腾讯要和新浪、网易等在即时通讯领域竞争,需要有一个自己的嘴巴。一次和腾讯中层的一位师兄吃饭,他直言不讳地说,在没有门户之前,腾讯只有产品,没有任何话语权,吃了太多的哑巴亏。

由此可见话语权的重要性。

话语权不仅仅是指说话的权力,更多指的是影响舆论的能力,从古至今都是人们追逐和争夺的焦点。毛泽东曾说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上个世纪末,美国之音电台(VOA)建了66个超大功率的发射台,用各种语言对全球进行广播,也是为了争夺话语权战场的阵地。话语权是软实力的体现,从某种意义上来看,也是一种政治权力。

范冰冰有一句名言,“我经得起多少诋毁,就担得起多少赞美”,让很多人称道不已,事实上她能做到这一点,在于她是名人,在舆论中拥有相当的话语权,她受到了诋毁,人们能够听到她的声音,了解她的言行,重新认识她。但倘若是一个普通人,“人微言轻”,受到了诋毁,人们就真的只记住了诋毁,就像没有门户网站前的腾讯。

在国际上,中国是一个话语权弱国。英语是世界第一语言,直至今天,全球最有名气的报章、杂志、电视台、电台,乃至网站等,多是英美的。拉萨“3·14”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发生后,大量西方媒体铺天盖地的虚假报道让许多中国人见识了话语霸权的威力,话语权的缺失让中国几乎没有任何办法扭转这些不实新闻在国际上造成的恶劣影响,只有真正经历“打、砸、抢、烧”切肤之痛的中国人自己知道那真的不是“中国军队镇压和平请愿的藏人”。中国经得起这些诋毁,却并未赚回多少赞美。

前些年北大的一位教授说,一个姚明,一个章子怡,比一万本孔子都有效果。其实这不是哗众取宠,而是一个话语权弱国的无奈。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坚持“党管媒体”在一定层面上正是一个话语权弱国的防守和自卫。

如果从这个层面上再来看南方周末事件,或许能更清晰地看到事件各方的目的,即对《南方周末》这一话语权载体的控制争夺。

万箭齐发指向庹震是臆断还是真相

要讨论南方周末事件,就不得不回顾事件的起源。先是南周部分编辑记者在微博上指证广东省委宣传部长庹震亲自操刀,电话授意删改了新年献词,造成许多低级错误;随后大批曾在南周工作过的编辑记者在微博上联署发表公开信,指责庹震越权无知;接着南方周末编委紧急召开扩大会议,一线内部人员纷纷发微博或日志,透露新年特刊的更多编印细节;再后来,两岸三地的一些人士发出《向中共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要求罢免广东省宣传部长庹震的公开建议书》连署信。

与南方周末事件一起在微博上火起来的是一个不常见的姓“庹”,庹震这个名字从事件最初就成为千夫所指,作为被指证出的“元凶”接受着天南海北的责问甚至无休止的人身攻击,逼其下台的声音也一浪高过一浪。

事实上,直到今天,无论是南周内部个人的微博爆料,还是境内外媒体的报道分析,都没有直接理由证明删改后的新年献词是庹震所为。甚至振振有词的“电话逐字授意”,也与指责庹震搞出错别字自相矛盾。我无意把这件事弄得像侦探小说似的,但在整个南周事件中,自媒体高度发达,爆料迭出,直播不断,如果连自己能否肯定宣传部长改过稿子都说不清楚,那就太有愧于媒体人的职业素养了。若在不能确定真相的情况下,臆测事实,构陷他人,甚至激起无数的侮辱谩骂,那就已然超出了媒体人的职业底线。

也许你会说,为什么要揪住这个细节不放呢?是庹震改的,还是别的什么人改的,不都是粗暴地扰乱媒体正常工作吗?不能盯着小节,忘了大义。

实际上,能够指使改动新年献词的人有很多,比如《南方周末》的副总编辑、总编辑,往上有南方报业的主管领导,再往上还有南方报业的正职领导,接着才是直管的省委宣传部。在有这么多人选可以“构陷”的情况下,为什么已经放假在家的编辑们偏偏选了庹震呢?

原因不难来猜,如果这个“元凶”是南方周末或是南方报业内部的人,那这事儿就是个内部矛盾,爆料指证顶多是场“内讧”,说到天是在重压之下的“自宫”;可如果这个“元凶”是省委常委,宣传大员,那这事儿就是中共干部干扰正常出报秩序,凌越正常编辑流程,是对新闻媒体的“强暴”。

很显然,是“自宫”,还是“强暴”,能够激起的社会影响是全然不同的,能调动的民众情绪也将是不同量级的。在无凭无据的情况下,人为制造宣传部门和媒体从业者的对立,相信这不会是无心之举。

或许有人会说,牺牲一个庹震,换来全体民众对松绑宣传监管的关注和呼吁,何足道哉。如果你真的这样想的话,那就真的危险了,这就是文革思维。文明不能靠谎言来争取,眼球不能靠制造出的对立来赢得。

制造对立是煽动群体情绪的杀手锏

媒体从业者手上掌握着强大的话语权,这种话语权的每一次行使都将引导舆论走势,引导社会心理,引导思想潮流。可见,媒体人和公务员一样手握权力,也需谨防公器私用。

利用话语权把宣传部门和新闻媒体对立起来,是南方周末新年献辞事件能够迅速点燃网民情绪的关键。事实上,制造对立从来就是煽动群体情绪的杀手锏,这种手法在一些媒体从业者身上并不鲜见。

比如,“缝肛门”、“8毛钱看病”、“绿茶尿检”,太多的不实报道激起了大众与医生的对立;对于高校工作的不了解,造成了大众与高校的对立;对专家回应的断章取义,造成了大众和所有专家的对立,要知道微博上似乎已经没人再相信专家的评述,甚至专以取笑专家为乐。

其实不必追溯过往,就是在过去一个月里发生的新闻,也充斥着各种人为制造的对立。例如,对高校招生录取工作的不了解,南方某报错误地认定一些高校为男女生划定不同的录取分数线;为了批评出租车上的LCD广告屏,新京报记者几次电话采访清华汽车系教授,希望他能证明LCD广告屏将伤及乘客,在未能谋合预设立场后,竟不惜截取原话,曲解原意;在最新的一期《南方周末》里,一则“患者用家中厨具自制血液透析机活了13年”的报道格外惹眼,虽然还没有其他媒体的深度报道,但我相信,凭着最基本的医学知识就应该知道,这注定又是一个涉及医疗体系和医患关系的包装后的新闻。

民智的开启,不能靠危言耸听。南周的口号是“在这里,读懂中国”,然而我们的四周也叫中国。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好友,想必也一定会有公务员、医生、教师、专家、公安、城管、食品商人,他们是不是想着坑别人,害别人,忽悠别人?那我们四周的中国,和从南周里读懂的中国,是不是同一个中国?我想,现实总会有黑暗,但拥有强大社会话语权的新闻媒体不能把一角的黑暗放大,告诉读者这就是整个世界,然后抒发无限的悲苦。就像,我们不能因为个别媒体从业者乐于挑起对立,就放大成为《南方周末》甚至整个记者行业的问题。

我以为相比于“挑起对立”,“猛戳痛处”才是媒体们的职业素养所在。“水门事件”是新闻史上的里程碑,相关报道直接导致了尼克松总统的辞职,然而,报道中从没有制造对立,预设结论,而是信源丰实,平铺直叙,直指痛处。

要知道,制造冲突的从来就不是新闻,那是戏剧。

同时,国内媒体从业者的专业结构和学科背景过于单一,这也客观导致了报章杂志上充斥着悲天悯人的文人情怀,一些报道缺乏科学的研究方法和论证态度,这需要更多其他专业的优秀人才投身到媒体工作中来,让“德先生”和“赛先生”齐头并进。

宣传工作应当与时俱进打破潜规则

此次南方周末事件的焦点在于宣传部门对于新闻媒体监管的方式方法,要不要管,要怎么管,管到什么程度,这些都是大家争辩的话题。客观来说,目前的工作中存在太多的潜规则,即使是资深的媒体人也很难说自己深谙其中的门道。

记得在2011年夏天的动车事故中,全国各个媒体就曾连夜收到过通知,只发通稿。于是在那个不眠的夜晚,很多人在撤换版面,调换新闻。因为有了微博等新媒体的出现,那些被撤下的新闻和评论还是很快被贴了出来。

这件事给许多人带来了吃惊和震动,在新媒体日益蓬勃壮大的当代中国,以前不为人所知的宣传工作被第一时间晒了出来,给人以武断而又粗暴的感觉,显然这是宣传工作未能与时代发展相适应。我在当天的日志里写到,“几条短信,便让全国的报纸网站大变脸,何其高效,何其威风。殊不知,威风不是抖出来的,安稳也不是变脸能演出来的。这样的威风,抖一次少一次;这样的安稳,演一天少一天。”你看,不与时俱进,不与时代同步,是会出大问题的,这次南周事件恰恰印证了这一点。

不得不承认,中国是一个“潜规则”众多的国度,而且自古以来,就有着悠远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基础,然而这些不应成为当前各种“不成文的规定”的借口和托辞。

十八大以来,新的领导班子推出的新规定,新作风,正是要打破长期以来的官场潜规则,深化改革,让权力经得起阳光下的考验和人民群众的监督。

从冷兵器时代孔武角力的捉对厮杀到信息化战场“外科手术式”的精确打击,战术战法永远都是适时而变。话语权的战场也是这样,新闻宣传管理者如若在这个全媒体时代,仍然不摒弃老办法,不打破潜规则,那将只会让人民更加失望。

《环球时报》的社评曾提到,媒体决不会成为中国的“政治特区”,而实际上,宣传工作也决不能成为中国的“改革禁区”。这需要创新,也需要决心。